本文摘要：编者按：今年世界杯，女排登顶万众欢腾，男篮失利叹息无数，男足出线之路依旧荆棘密布。足篮排三大球，关注度高、影响力大，是建设体育强国不可或缺的内容。三大球也是最早启动职业联赛改革的项目，但20多年过去，发展水平参差，总体而言难如人意。 问题出在哪里？校园如何普及，青训如何提高，联赛如何固本培元，社会化发展模式如何建构……诸多问号背后，“规律”是时常被提起的一个词。从认识规律、尊重规律到把握规律，知易行难。

编者按：今年世界杯，女排登顶万众欢腾，男篮失利叹息无数，男足出线之路依旧荆棘密布。足篮排三大球，关注度高、影响力大，是建设体育强国不可或缺的内容。三大球也是最早启动职业联赛改革的项目，但20多年过去，发展水平参差，总体而言难如人意。

问题出在哪里？校园如何普及，青训如何提高，联赛如何固本培元，社会化发展模式如何建构……诸多问号背后，“规律”是时常被提起的一个词。从认识规律、尊重规律到把握规律，知易行难。本版从今天起推出“把脉三大球”系列，了解参与三大球各方力量的心得感受，共同探讨改革发展之路。

“从娃娃抓起”，是振兴三大球的共识。这些年的实践中，却有不少需要反思之处。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男足和男篮成为中国体育职业改革的先行者，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职业联赛，深刻改变了三大球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三大球的发展根基，已经存在隐患——由于队伍培养成本较高，专业竞技体育三级训练网在基层体校这个层面已经砍掉了一大批三大球队伍。职业联赛能否承接过往的青训体系，校园优秀苗子的上升之路如何打通，都成为新旧模式转换中难解的题目。新旧青训模式之间有断层足球职业化改革以后，俱乐部和社会力量逐渐取代体校，成为后备力量培养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职业联赛一度因假赌黑陷入低谷，影响了足校的生存，踢球的孩子锐减。北京市校园足球协会副主任、原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张路回忆：“我做过调研，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每期全国12岁年龄段踢球的孩子也就是一万人。

”如果没有老教练徐根宝在上海崇明岛拉起一支青少年队伍，以及山东鲁能、浙江绿城几家俱乐部坚持青训，中国男足无人可用和成绩下滑的局面或将更为严重。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副总经理张智君说：“两三年前，俱乐部在北京选拔球员的时候，相应年龄段能进入教练视野的小球员不超过50个。而在全国很多地方，情况还不如北京。”后备力量的“荒漠化”，直到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之后才逐步好转。

不少足球人已有共识，2005年龄段以后的球员，无论踢球人数还是技战术水平都呈现上升的态势。后继乏人的情况，在篮球和排球项目中同样存在。中国篮协不久前举办U17（17岁以下）训练营，遴选了110名球员，基本代表了2002—2003年龄段的最高水平，但缺少有特点和能力突出的球员。

虽然校园里打篮球的孩子非常多，但职业球员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相应提升，显然，青训层面出现了问题。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说：“三大球国家队的成绩是和这些年的青训连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在传统的‘三集中’（住、学、训集中）训练网萎缩以后，取而代之的青训模式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不多。”练球还是读书是道选择题上周末举行的中超2019赛季颁奖礼上，山东鲁能队球员段刘愚跻身联赛最佳新人候选人之列。这位在联赛和国奥队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球员，出自深圳翠园中学高中部“竞赛班”。

深圳翠园教育集团总校长韩冬青认为，校园培养优秀球员的发展模式“要比体校更长远，对孩子一生的发展也更好”。竞技体育的高淘汰率，是青少年球员和家长必须考虑的风险。

学校由于掌握教育资源，尤其是升学方面的优势，对孩子和家长无疑更具吸引力。今年夏天，北京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的7名高三学生接到了一家中超俱乐部的试训邀请，但家长都希望孩子先参加高考。高考结束，7名球员被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录取，最终没有一人选择试训走职业足球之路。三高俱乐部秘书长李连江也颇为无奈：“这几个孩子有的甚至具备国青队水平，就此与职业足球告别。

我们很多好苗子没有出现在足球青训系统之内，但也要理解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毕竟职业足球这条路不好走。”另一方面，校园在培养高水平足球人才方面的短板也显而易见。缺少高水平教练、高水平赛事和完备的各项保障，辽宁男篮总经理李洪庆说：“基层和学校的合格教练奇缺。

总体而言，校园还达不到职业梯队的训练要求。”对此，钟秉枢建议：“体校和职业俱乐部可以帮助学校的训练体系快速成长。原来学校体系里只有体育老师，没有教练。

如果两者结合，把教练引入学校，值得探索。”体育教育兼容仍然不容易近几年，教育和体育部门都在三大球特别是足球的后备培养上开始发力，但运动员注册、赛事体系等如何兼容，依然存在挑战。

北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长虹说：“青训的发展要有一条主线，制定清晰的训练思路、统一的训练方法、完善的青少年赛制。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标准不统一。”李洪庆认为：“青训还缺乏顶层设计，比如统一的教学大纲，球员成长中的水平测定等。”三大球职业化改革中，学校与体校，学校与职业俱乐部、社会俱乐部联办的模式在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探索。

让孩子接受专业训练的同时不脱离基础教育，是各方共识。张智君说：“国安梯队在12岁以后开始‘三集中’，与北京牛栏山一中合作，上午学习，下午训练。

一周安排4次训练，时间不长，但强度很大，为的是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完成文化课学习。在12—16岁这段时间，教育肯定不能缺位，这不仅决定他们未来发展的选择，也决定了他们的‘球商’。

”青少年运动员在攀登竞技体育这座金字塔的过程中，教育部门用“教”为孩子的成长托底，体育部门运用专业资源和优势提升训练水平，社会俱乐部等则部分承担起“连接”的功能。钟秉枢表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大球青少年培训体系，覆盖学校、体校、职业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等，多元主体各司其职，以此形成体教融合、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应当是努力的方向。”《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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